中國人一向重視身體，古人說：「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禮記•祭義》又記載：「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今天，我們也常常強調「身心健康」；中、小學的「個人成長課」也會講如何管理身體。但無論是家長、教育工作者、社工都異口同聲地說：「今天的年青人多不懂愛惜自己的身體。」當然，年背人不懂或不去愛惜自己的身體的原因是複雜的，但我們又曾否想過，年青人不重視「身體」的價值，可能會同「身體物化」有關？
一、現代人「被物化的身體」
現代人常高喊：「對自己好一點！」「我就是我！」對如斯的豪情壯語，我們或許已經習以為常。或許大家沒有想過，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大眾傳媒」的魔杖之下，我們的身體已經不斷被「物化」和「標準化」。就以「美」為例，雖然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對於美的標準不同，但處於社會上層、擁有地位和權力的人往往制定着美的標準。而借助於大眾媒介的視覺化傳播，如各種造星運動、選美比賽，這種美的標準傳遞迅速、廣泛並且形象化。受眾在媒介營造的氛圍中逐漸被其主流化，開始認同、接受這一標準，並遵循這一標準去認識身體、改造身體。
透過不同的傳播媒體（例如電視、網絡、報章、雜誌等等），「身體」被「再現」在眾人面前。這裏，所謂「再現」（representation）是一個過程，在過程中，意義（meaning）會在同一個文化群體裏被生產（produced）和被交換（exchanged）。38以藝人為例，不論男女的身體，總會被「物化」，並且「重現」在受眾的面前。
就如女藝人，她們的「身體」常會被「數字化」——三圍數字，而這些數字就變成了女性身體的代碼。此外，女藝人的「身體」在「再現」的過程中，又是「不完整」和「被割裂」的。很多時，娛樂新聞只集中報道女性的胸部、臀部和腿部。於是在新聞的話語中，女性的「身體」不由自主地被分割成「不完整」的「部件」。而且藝人的「身體」經常「按需要」被「調整」一一即所謂「整容」，這更是「身體」被「物化」的最佳證明。
當觀賞性成為衡量女性價值的唯一尺度時，女性獨立的人格、豐富的個性、潛在的才能等都消失殆盡了。女性實際上已漸漸脱離了生活的真實，演變成一種商品、一個賣點和一種符號。39從以上例子可見，現代人的「身體」被「物化」已是不爭的事實。
或許，我們不能夠把「身體物化」現象完全推諉於傳媒。但就是因為大眾傳媒，特別是「新聞話語」，使「身體」被「物化」的情況日漸嚴重。
眾所周知，人必須要透過符號（特別是語言符號，即是話語）去認識世界和參與世界。由此，話語就成為了意識形態棲息和抗爭的場所。在眾聲之中，新聞話語又有建構知識、形成規範和反映價值的功能，一旦所塑造的「共識」為公眾接受，就會變成受眾對原初的社會事件進行「符號化」、「意義化」的框架和模式，而且會透過此框架和模式，對不同的社會事件作類似的詮釋。在此，新聞話語往往又是兼負框架製作，並將其轉換為符合「主流意識」的作用。對受眾而言，新聞話語正是一種無意識狀態下的「意義化」過程。甚麼是「好」？甚麼是「壞」？40甚麼是「美」？甚麼是「醜」？我們的「身體」應該「如何」？經過新聞話語的「編碼」過程和潛移默化的作用，我們的「身體」已非自主，而成為別人—特別是商人——手中之「物」了。
至於「身體物化」一事，其來有自，這一切還須從希臘傳統說起。
二、「身體物化」的根源：從希臘傳統說起
若從世界各民族的創世神話為起步點，我們會發現人類從遠古時代便以「身體」為原型（prototype），去構思宇宙、世界或精神形態。
在古希臘文裏，σώμα （soma）原意是指屍體，後來被用以指稱「身體」，由此而知，「身體」兼有「會腐朽」、「不永恆」的負面味道。蘇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告訴我們，持續的快樂並非來自終將腐朽的「身體」，而是來自不朽的靈魂。就正因為對「身體」的負面觀感，希臘人對「身體」更是不屑一顧的。但諷刺的是，影響西方人對「身體」認知的解剖學先聲，正是出自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之手。
亞里士多德在《動物的結構》（Parts of Animals）一書中明言：「看到血、肉、骨頭、血管，以及其他構成人體的器官組織，不可能不覺得噁心。」原來解剖學家並非想看那令人作嘔的「東西」，而是為要思考（theoria）大自然目的導向的設計才對人體進行解剖。解剖學的出現並沒有改變「身體」在西方人心中的次要位置。就如哈佛大學教授栗山茂久所言，解剖學的起點，是源於人類欲從被解剖的「身體」背後，發現其設計目的。簡而言之，在西方的思想傳統中，肉體只是靈魂的反射。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宗教戰爭導致一個特殊的況出現。現代哲學的支持者必須面臨政治上的不容異說，神學家彼此之間的敵對意識與獨斷主張，以及一種習慣將身體與非理性、罪惡連在一起的身體觀。在此脈絡下，「對確定性的渴求」（quest for certainty）在哲學家之間逐漸蔚然成風，哲學家希望循此途徑建立無所不在、普世且超越時間的真理，該真理不受人體傾向與情緒的奇思遐想所影響。就是基於對身體的不信任，故笛卡兒（Descartes, 1596-1650）辯稱，心智徹底不同於身體，心不需要身體，亦可以繼續存在。又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也認為就是因為「身體」的「需要」，迫使人們採取自我擴張的行動，最終將導致人人互相戰爭。在笛卡兒把「身」和「心」二元化後，「身體」被「物化」似乎變得無可避免。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並未改善對「身體」的負面形象。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討論「善」的時候，並不認為身體與欲望能夠成為行動的動機，也不認為善的標準是植根於人的自然秉性。反之，康德主張人類乃理性的存在，欲達致「善」，個人需超脱自然，並恪守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由此可知，「身體」是人類走向「善」的羈絆。
進入二十世紀，有關「身體」的討論進入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階段。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孜孜不倦的，為我們講解「身體」的意義。Marcel Mauss （1872-1950）認為我們的「身體」反映一個社會的集體訓誠和約束，所以從一己之小我，可以窺視社會之大體。著名的身體社會學家Chris Shilling認為，身體是一個表意符號，透過衣著模式、言談舉止，分享、傳達描象的價值。“上述眾人的答問，是從社會文化的面向，分析「身體」的現狀。
然而，當我們以為「身體」逐漸由邊緣返回「中心」；當大家正為奪回「身體的自主權」而沾沾自喜的時候，「身體」已深陷經濟、政治、社會脈絡的囚籠之中。我們的「身體」不僅逃不了西方人對「身體物化」的詛咒，而且還逐漸被「割裂」、被「標準化」，使我們的「身體」失去了「活力和生機」。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