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人，未有無名而生，無姓而存者。名者，人之符號也；姓者，人之根脈也。自嬰孩墜地之初，命名即成其生命歷程之一端，繫乎血脈、性情、時運與期許；名之所載，豈徒一呼一應哉？
前文已述命名之禮，古人命名，謹慎有儀，除「五取」之法，亦有「八不用」之忌。今承上篇，續談命名之忌，進而及於名與字之關係、名實之理、古今命名之演變，庶幾窺中國文化命名之深義也。
夫名者，非僅語音之標記，實為文化意識之投影。古人以名為德，所忌者，不惟不祥，更關乎人倫天理之失。所謂「八不用」，蓋為命名之界限，是古代倫理秩序在語言系統中之映現。例如「不用惡名」，非止於避免凶兆，更體現中國文化中「言有咒力」之觀念。語言為行為之先導，若以「殤」、「厲」、「獄」為名，則無異於為子孫預置困厄之運。此中所蘊「名可致命」之思想，與巫術性語言觀不謀而合。
又如「不用畜名」，其義不在畜本身之貴賤，而在於人獸之別。《禮記》有云：「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人失其倫而自名於牛馬之屬，則是喪其尊嚴，降格為器物。《周禮》「司命掌命人之名」一節，亦申此意。
「器名」、「國名」、「山川」、「辱名」、「疾名」之忌，皆指向一種語言與權力的界限劃分。中國古代講「名器之分」，「器」象徵權柄，不可輕用；而「國」、「山川」象徵疆界與天地，冒用則涉越位；至於「辱」、「疾」等字，更觸及身體與身份之禁忌，為名之大忌也。至若「諱名」之避，則乃家國制度與倫理綱常的集中體現，孔子「避桓，惡桓魋之亂」正是此例，亦為名之政治性顯影。
古代命名之嚴謹，亦體現於「名」與「字」之制。名為本體，字為德表。《禮記‧內則》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此一制度，使人於進入社會之時得以立字，標誌其身份之轉變與人格之完成。字往往含有理想人格之寄托，例如「孔丘字仲尼」，「仲」為排行，「尼」為其母禱於尼丘之地所得。又如「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伯安」意在安定、平和，與其心學之道遙相呼應，彰顯字與名之互補精神。此種制度，不啻為一種文化修辭，更是人格培養與倫理建構之象徵行動。
號則為名與字之外之補充，為士大夫階層自我形塑與文化再造之媒介。陶潛自號「五柳先生」，自顯其田園情懷；杜甫號「少陵野老」，流露其晚年漂泊之況。號之設立，亦體現中國文人「自我命名」之文化自由，既非出生之名，亦非禮制之字，乃自我抒發與人格表述之載體。
名與實之關係，為儒家哲學之核心命題之一。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言見於《論語‧子路》，揭示出名與實之合為社會秩序的根基。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禮崩樂壞，名實混淆，天下大亂。故正名，不僅是語言邏輯問題，更為政治倫理之大義。孟子亦言：「名實者，君子所慎也。」是以古人名之所載，往往非一人之名，實為一族之望，一時之道。
此「正名」之思想，不僅限於儒家語境，在法家、道家與兵家之論述中，亦多有所見。商鞅變法，亦從「更名換法」始；韓非批評名實不符乃政失之本。此可見中國傳統之「命名觀」，乃一文化深構結構，非僅語言習慣而已。
今觀現代命名之風，與古人相比，雖形式多樣，然神理漸失。今人命名，或求時尚、或追流行，甚或借由命理師與人工智能設計音韻，然多失其本義者亦眾。常見者如「梓」、「涵」、「芷」、「睿」等字，雖聲韻柔和，然多淪為聲音遊戲之選擇。亦有父母以企業品牌之心態為子命名，意在突出、奪目，然乏文化根基，名之器化、工具化趨勢，昭然可見。
然則亦有可觀者。有些新生代父母重新審視傳統，從經典中取名，如「思遠」、「懷仁」、「知止」等，乃可喜之風。且新興社會中跨文化命名亦為一實況，許多華人子弟以英文名行於社會，如「Jason」、「Lily」等，然多半與其中文名互不呼應，文化斷裂隱而未見。
總而言之，命名者，不可輕忽。若僅視為一符號、一登記資料，則失其文化深義。名乃人之始端，亦為終極之一線。故古人云：「名以立德，德以正行，行以成身。」若名立而德不立，則名虛矣；德立而名不稱，則人惑矣。願今日之人，在為子女命名之時，亦能思及文化之脈絡，歷史之傳承，倫理之理據，使其名不僅為名，而為德之載體、志之符號、性之顯影。如此則不負古人之遺風，亦開新時之風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