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從詩作看詩人劉禹錫的性格表現
劉禹錫两首玄都觀詩，前一首作於被貶官十年後的元和十年，後一首作於此後再貶官十餘年的大和二年。之所以能先後在京分別創作出两首玄都觀詩，緣由得到在朝大臣的幫忙引薦，始得先後獲詔被召回京，免苦於外任顛簸；其中幫忙劉禹錫出力最多者，當為裴度。外任顛簸對劉禹錫惹起的愁苦，這可但舉期間的一首詩，便可說明。他在得知改赴連州外任時有留下一詩，這是〈赴連州途經洛陽，諸公置酒相送，張員外賈以詩見贈，率爾酬之〉：「謫在三湘最遠州。邊鴻不到水南流。如今暫寄尊前笑，明日辭君步步愁。」當劉禹錫離京時，經過洛陽；在好友們餞別宴上，便回覆酬答張賈的送別詩。這詩明寫著被外放到連州，是一處即使能飛遠處的大鴻雁也飛不到的僻遠荒涼地。
在後一首的〈引〉中，劉禹錫自序說明這两首詩是有感當時首都社會異象而作的：「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而在創作第二首後提到「以俟後遊」一語，可見其為人性格的表現依然。即使在寫於元和十年的第一首玄都觀詩後，隨即遭到遠調外任十四年；亦即前後謫貶十年、又外放近十四年，合計在外任僻遠的苦差近廿四年之久；回到首都，當再遊玄都觀時，依然隨手一揮，便吟寫出詩、〈引〉。其用意即說明：堅守初衷之心；其敢言展志的性格，可以想見。
在前一首玄都觀詩創作後的同一個月內，劉禹錫等人又遭外任，不得留京。這次柳宗元外放柳州；劉禹錫初外放非常僻遠的播州，後得改外放連州（今粤北地區）。柳、劉俩外任方向相近，便同行離京。在遠離首都的路上，柳宗元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一詩，中有「直以慵疏遭物議，休將文字佔時名」以作規勸，所謂「文字」當意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之類的文字創作。而劉禹錫卻仍滿懷國家朝政的心志，便寫出了〈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一詩回贈柳宗元，詩中有用「黃丞相」、「柳士師」典故，足見劉禹錫仍關心政治、心繫朝政的，其忠貞堅毅的性格顯見。在後一首玄都觀詩創作時，劉禹錫已年五十七，期間雖得時任宰相的裴度力薦擬任草擬聖旨工作的「知制誥」官職，卻未能成功，只得任閒職。之後，劉禹錫藉官署的宴會酬詩寫了〈廟庭偃松詩並引〉以明心志。這詩起首即以得護的危松自喻，頸聯「影入巖廊行樂處，韻含天籟宿齋時」，及尾聯「謝公莫道東山去，待取陰成滿鳳池。」劉禹錫對得到裴度知遇之恩，已溢於言表；其忠效國家的心志，始終彌堅。
從這两首玄都觀詩也是可以看到劉禹錫上承《詩》、《騷》精神的。於近體盛唱的唐代，以詩言志，發揮美刺詩教及屈骚精神，這是劉禹錫詩歌創作的一種特色。從劉禹錫在相近時期的不同作品中，也有可以看到他本人對《詩》、《騷》的重視和效法的。如：
「昔屈原居湘、沅間，……乃為作《九歌》。……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於末，後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竹枝詞九首•引〉）「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上淮南李相公啟〉）「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里，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異，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董氏武陵集紀〉）以上所謂「變風」、「導下情而通比興」、「風雅體變而興同」等語，大意是相同的。而「變風」這一概念源自〈詩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以譎諫……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俗殊；而變風、變雅作矣。」所謂「風化、風刺、譎諫」即詩教的美刺手法。意即國家政治敗壞，詩人更加會以詩歌創作反映社會民生凋敝的。《史記•屈原列傳》記載屈原是忠貞為官、正直不阿，卻遭奸臣誣告、君主棄用，故而作〈離騷〉、〈九歌〉等作品以明志。
劉禹錫两首玄都觀詩，前一首用「後栽」的「桃千樹」暗寓小人、奸臣趨炎恃勢橫行；後一首又以「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暗寓清明政局更新的寄望。並吸收了詩經學的美刺詩教及屈騷的比興寄托等手法，用詩歌創作活現出「敢言展志」和「忠貞堅毅」的性格表現。這正是劉禹錫詩的特色所在。
雖然劉禹錫在大和二年寫的第二首玄都觀詩，仍可留京任官，但始終是閒職。於大和四年，裴度罷相；到大和五年十月，劉禹錫亦遭外放蘇州，時年六十了。在這次離京前，劉禹錫曾寫下〈與歌者米嘉榮〉：「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從詩中第三、四句，其好批評時蔽的敢言展志的性格，始終如一。到劉禹錫離京時，送別的朋友很多，如任刑部郎中的姚合亦有送行詩〈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两首。姚合這送別詩第一首的首聯「三十年來天下名，銜恩東守闔閭城」，所謂「東守闔閭城」即指劉禹錫即將離京往東赴任蘇州刺史，而「三十年來天下名」句末落一「天下名」語，道盡了劉禹錫两首玄都觀詩前前後後被貶、放外任的悲苦仕途經歷，並抒發出姚合為劉禹錫抱不平之感及深致敬佩之情。於大和六年二月六日，劉禹錫到任蘇州官署，便上呈〈蘇州謝上表〉，時年六十一；這次再被外放任職，先後又是五年。這〈表〉中有：「……臣本書生，素無黨援。謬以薄伎，三登文科。……竟坐飛語，貶在遐藩。……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臣聞：有味之物，蠧蟲必生；有才之士，讒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了然辨之，唯在明聖。……」
劉禹錫由一介書生到為官，宦海浮沉數十年。期間替高官顯貴代擬表章狀等官方文書，才華飈卓，語出經典；前後受多位長官賞識提拔，始終以忠貞堅毅一生；而讀書明理，發揚詩、騷精神，以敢言展志終生。即如他自己所說「有才之士，讒言必至。」故「竟坐飛語，貶在遐藩。」雖然「本末可明」，卻被貶、放外任，前後逾二十多年，致使「申雪無路」。究其根本原因，當是與他敢言展志的性格表現有關；而在逾二十多年的貶、放外任期間，曾有两次獲詔被召回京，惜又先後分別創作出两首玄都觀詩，並被流傳開去，恰被奸臣利用，致使誣阻得逞。這是劉禹錫一生的悲哀，亦是其性格表現的必然經歷所致。
在現當代眾多學者為劉禹錫寫傳記，都提到這两首玄都觀詩的相關經歷；卻未見有明確交待出：劉禹錫之所以吟寫這些作品的根源，是來自其性格使然。這亦是本文撰作的動力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