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還記得在圖書館趕交碩士論文時，手邊參考書就是救命草。在芸芸書本中，有一本一直在眼簾下，耀眼卻不敢碰的書。它耀眼的原因，是書名獨特，全書是手寫的，也屬於研究範圍。不敢碰主要是看不懂，時間趕迫，心知無法與它好好的交流，不想浪費它寶貴的內容。一晃眼已經到今天，在各種因緣條件成熟下，想好好了解它一遍。
它的書名是《龍龕手鑑》，原名《龍龕手鏡》。遼代原刻本已佚失，在宋代重刻時，因為要避諱把「鏡」改為「鑑」。由遼僧人行均（生卒不詳）在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所撰寫的。在清代《欽定四庫全書》中「經部十」，歸類「小學類二」（字書之屬）。[1]「龍龕」在《佛學大辭典》中，是「物名」，代表「賢聖之威德，譬如龍，藏其道體之棺槨，謂之龍龕。」[2]如在《傳法正宗記・馬鳴大師傳》云：「四眾遂以其真體，閟之於龍龕。」[3]「龍龕」就是用來保存珍貴的載體，行均就把珍貴的「文字」、「音韻」及「註釋」，編撰成書，這就是最珍貴的歷史、文化、知識等的寶物。「手鏡」或「手鑑」的意思，按沙門智光（生卒不詳）為《龍龕手鑑》作〈序〉時，他說：「矧以新音徧於龍龕，猶手持于鸞鏡，形容斯鍳，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4]《龍龕手鑑》，從當時看來，就如今天我們的字典，用作查閱不熟悉的字義與字音。拿着「手鏡」或「手鑑」把「字義」與「字音」一一清晰呈現，為此書撰寫的目的。
二
在紀昀（1724-1805）等諸臣署名的《四庫全書・提要》說明《龍龕手鑑》有四卷，此書的部首是以「平上去入」為序，各部之字復用四聲，排列在後。每字之下，必詳列「正俗」、「古今」或「諸體」。它記錄了26430餘字，並且注釋163170餘字，全書合共189610餘字。由於行均為僧人，他亦有所引述佛教的《阿含經》[5]、《賢愚經》[6]中諸字，「以補六書所未備的」。[7]在此，「提要」認為《龍龕手鑑》「然不專以釋典為主，沈括謂其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殊屬不然，不知括何以云爾也。」這裡指出北宋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對《龍龕手鑑》只收集佛經中的字作為切韻及訓詁[8]，紀昀等諸臣，並不同意他的觀點。至於《龍龕手鑑》只為佛經作字音或字義詮釋的觀點，或者是受作者是僧人的身份、並且書名具有宗教色彩所影響，再加〈序〉中沙門智光曾云：「覩《香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輯[9]」。「香嚴」是指「香嚴寺」，亦同時指《香嚴》是一本關於晚唐時代音義的書[10]，但出現不精準的現象。智光認為行均在「金河寺」開始輯寫《龍龕手鑑》的原因之一，或許這讓北宋時期的沈括誤會此書只集佛書的音與義。
到了清代，按「提要」的意思，提醒了《龍龕手鑑》的內容，「不專以釋典為主」，並且「以補六書所未備的」，讓我們了解行均《龍龕手鑑》的貢獻，補充了東漢許慎（58-148）《說文解書》與南朝梁顧野王（519-581）《玉篇》未收錄的字，補了中國文化的一個缺口，因而收入《四庫全書》存世。
三
現今，《龍龕手鑑》如何發揮它的價值呢？因為對它的評價是毁譽參半，如錢大昕曾說：
其中文攴不分，臼𦥑莫辨，耑旹入於山部，鬬鬥入於門部⋯⋯瓢瓟入於爪部。[11]
在此，我們可以參考潘重規（1908-2003）先生的見解作為入路。他在〈《龍龕手鑑》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說：
忽然悟到行均是根據寫本來編纂《龍龕手鑑》這部字書的。他為了便利讀寫本的人可以據形檢字，故瓟瓢等字，既收入瓜部，又收爪部，使讀者立刻可從瓜部或爪部中查獲。[12]
「忽然悟到」，這靈光一閃，將障蔽掃開。潘先生認為作者行均，撰寫《龍龕手鑑》以查閱者為本，考慮手寫字形或有近似，如瓜、爪部，均收瓟、瓢兩字，目的是方便查閱者，自成系統。
當我們懂得竅門後，它的價值就能呈現。
潘先生又說：
多年來，我閱讀敦煌卷子，發現寫本的文字，紊亂到了極點，尤其是晚唐五代時的寫本，滿紙都是訛俗文字，但是訛俗的文字，又自有它的條理和系統。如果不仔細觀察，擅自主張，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13]
潘先生是研究「敦煌學」的學者，從他走過的學術研究之路，看見在晚唐五代的寫本文字，「紊亂到了極點」相信這正是他耐力與毅力考驗時刻，但這些字正是當時尋常百姓常用的文字，今日我們看來是「訛俗文字」。潘先生發現它們是有條理的，有系統的，成為突破「紊亂到極點」的糾纏。由於時代不同，我們不細心觀察而自以為是，妄下判斷，很容易出現錯誤的結論。他再說：
所以閱讀敦煌寫本，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的障礙。據我歷年讀敦煌寫本的經驗，簡括說來，有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等等的現象。敦煌卷子俗寫，人入不分，雨兩不分，以及門鬥不分，瓜爪不分等等，這是字形無定的例子；偏旁寫法，更加混亂，如亻彳不分，忄巾不分，木扌不分等等，這是偏旁 無定的例子；佛作仏，寶作宀，寵作竉，席作廗，這是繁簡無定的例子。[14]
總括來說，潘先生讀敦煌寫本的心得，是文字成了閱讀障礙，其中出現了「字形」、「偏旁」、「繁簡」等無定的現象，他所列出的例子，障礙重重，不容易克服。最終，潘先生以《龍龕手鑑》作為參考書，他說：
《龍龕手鑑》是根據寫本文字編纂而成的字書，因此它所引用的古文，和它根據寫本這一事實有密切的關係。一般文字書所引用的古文，多半是根據《說文 解字》所稱的古文；而《龍龕手鑑》引用的古文，却多來自唐五代以前的寫本。[15]
從上得知，《龍龕手鑑》是根據寫本文字而成為字書，並且它們多來自唐五代以前的寫本，對研究敦煌學同類寫本具有參考價值。
四
《莊子・人間世》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與「無用」是世間的價值判斷。前者是被認同，後者是被否定。這樣的二元對立，不符合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一」就是整體，就是全。莊子所言以「無用」否定人與物的存在價值，是狹隘的偏見。如果打破「無用」的執見，就是佛家所言的般若無分別智呈現，也就是「不二法門」。「用」是全體大用，也就是所謂「無用之用」是謂「大用」。《龍龕手鑑》如是，學科如是，學校如是，人如是，物如是，最後是「如是，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