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新亞研究所選讀「國學精進班課程」，所方開授「錢穆教授《論語》學專題」。聽講有感，特撰拙文略誌所知，以表對錢夫子的敬意與哀思。
國學大師錢穆教授(1895～1990)是一位目光遠大的史學家、教育家及國學大師，抗日戰爭時期，他面對日軍的野蠻侵淩，在國力積弱及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又意識到數十年間，社會被籠罩於全盤西化(模仿及實利主義)的氛圍當中，一介書生如何能報國呢？只能未雨綢繆，透過教育發展方向來變法自強、規劃藍圖(實踐心中的教育理念)、著書立說，喚醒時下青年及民眾，不要「盲從附和西化」，忘掉自己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歷史。錢先生當時在西南聯合大學教「中國通史」，以旗幟鮮明，高姿態地弘揚中華民族主義及文化精神。後來同事陳夢家有一番語重心長地說 :「先生如為全國大學的青年考慮，為時代的急迫需要考慮。能先寫成一教科書，國內受益的學生將不計其數。」因而促使錢教授的《國史大綱》一書於1939年6月完稿，在重慶國難版的首頁上寫下 : 「謹以此書獻給前線百萬將士﹗」 錢先生將這書視為「武器」及「書生報國」戛戛獨造的工具，並為對全民抗戰所奉獻的精神力量。《國史大綱》從中發抒新意義及新知識，就如歷史是一種智慧～～『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瞻往可以察來，作為借鑒危機的教訓，從而對現實問題提出新思路的解決方法。歷史書猶如一件器具，它的用途不應有所局限，而應按當時環境而變化；人亦應多方面學習而貫通時局的變更，才擁有生存的本領。當代史學家陳垣也認同地說 :「從來敵人消滅一個民族，必從消滅他的民族歷史文化入手。中華民族文化不被消滅，也是抗敵根本措施之一。」
1939年錢先生獲顧頡剛邀請到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授學，開始入蜀的講學歷程。因暑假回鄉見年邁的母親，而向顧頡剛要求推遲一年才任教，獲顧氏允許及發薪酬，並建議為《齊魯學報》撰文；又回想湯用彤(1893～1964)的建議，繼續撰寫《史記地名考》及編成首冊，由上海開明書店以「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名義出版。這段時期常到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蘭村探望恩師呂思勉，他在編撰《中國通史》透過鑽研政治及經濟制度，又從學術文化的歷史演進中獲取經驗，尋覓未來研究路向，從而激勵熱血青年及民眾對歷史文化的信心。
1941年錢先生到武漢大學為歷史系學生講授「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錢先生說 :「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就是制度。中國歷史內容豐富，講的人常可各憑才智，自由發揮；只是制度與地理兩門學問都很專門，而且具體，不能隨便講。但這兩門學問卻是歷史學的骨幹，要通史學，首先要懂這兩門學問，然後自己的史學才能有鞏固的基礎。」這次講授使嚴耕望(1916～1996)茅塞頓開，後來成為錢先生的得意弟子。[1] 錢先生除在大學堂講學，亦應邀於私校如「復性書院」授課(山長馬一浮(1883～1967)是現代新儒家。)[2] 抗戰期間於四川樂山講授「中國傳統文化」。是次講題錢先生建議說 :「國人如今竟想批判中國傳統政治，認為自秦以來二千年，都是帝王專制；我想為此辯一辯。」馬一浮對他的骨鯁直言喜出望外。
以下細分五點，恭記錢穆教授晚年之治學與教學 :
(一) 實踐書生救國精神
歷經動盪不安時期，當抗日形勢好轉，日軍投降，舉國歡騰、百廢待興，錢先生感覺到中華文化漸起變化、對民族憂患，引發錢先生把政治史的宗旨轉向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由史學轉入文學之旅，肩負起傳承「中國文化」的延續使命，但如何把中國歷史的傳統教育精神和理想中引領起航，他常比勘中外，擇采新學，斟酌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當時他為《思想與時代》撰稿的42篇文章中得到啟發，將儒學優點轉成自己的思想與行動，實踐「知行合一」；又以中國文化研究為重點，及宋明理學方面的論文，編輯成《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是錢先生第一部闡述自己對中國文化看法的著作；他的總提綱曾發表於陪都重慶的演講，題目是《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內容以文化概念為界定、文化研究的方法、及中國文化的四期說，以及中西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後來返回成都國學研究所，與顧頡剛共事。但顧氏常留守重慶，則由錢先生接任研究所所長一職。
1942年春，張其昀力邀錢先生到遵義的浙江大學講學，一個月後返回成都，開始為國立編譯館編撰宋、元、明、清四朝學案中的《清儒學案》。由蔣介石授意，審稿人是柳詒徵，寫成〈審查《清儒學案》報告書〉一文，柳先生的評價是「體裁宏峻，抉擇精嚴，允為名著。」可惜錢先生的《清儒學案》葬身魚腹。尤幸序言已發表於四川省立圖書館所編的《圖書集刊》上，得以了解錢先生的治學思想演變的「每轉益進」。 入蜀後的學術研究方向以文化研究及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以平實分析中西歷史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有其特殊性、長處及缺失，實不容易了解真相，更要客觀的分析、細心求證及宏觀的視野。
1946年，抗戰勝利後，傅斯年暫代胡適當北京大學校長一職，錢先生卻不獲邀請；剛巧雲南人于忠仁來訪，及邀請錢先生到昆明「五華書院」主講《中國思想史》，共32講，包括孔子的史學與心學、孟子思想、墨子思想、道家思想、秦漢間之新儒家、東漢以下宗教思想之復活、魏晉玄學與南渡清談、大乘佛學等內容，後發表於《五華月刊》。從課程中看到錢先生的學問浩瀚，才氣磅礡，思想豐富，氣象博大、涉獵儒釋道，而恪守儒家義理與中國傳統文化，揉合成為通儒之學。隨著學科日益精細化的趨向，要找個能兼通四部的通儒典範，恐怕是微乎其微了。錢先生當時亦於雲南大學兼課，重視中國文史基礎課程，而著有《五華學院人文研究班文史學科三年修業綱領》。當時學風已放鬆隨意，大學教育流行功利主義及獨斷專橫，令錢先生對清同治初元迄其時八十年的「新教育」，進行深入的尋思，乃對當時的大學指出須「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從「通人」到『專家』、「用社會」到『供社會之用』、「人文科學」到『社會科學』進行論述，以求匡正時弊及喚醒國人。」 此乃其時錢先生提出培養教學的目標。
1948年春天，錢先生回無錫故鄉療養胃病，任教於無錫巨商榮氏新創辦唯一有文、理、農、工多學科的綜合私人大學，名「江南大學」，他們牢記父親榮熙泰的遺訓「治家立身，有餘顧族及鄉，如有能力，即盡力社會」。當時師資是卓絕群倫，如錢先生任文學院院長外，唐君毅是教務主任，執教者有牟宗三、李雁晴、朱東潤、王庸等；這段時期想起1947年時，上海正中書局曾委託錢先生從《四部備要》中選出一百種古籍，從新標點由上海「正中書局」出版，發行商獨具隻眼，配合當時發展白話文，使人易讀，亦使《四部備要》流通，避免時代淘汰，更彰顯錢先生承襲古文化的一種方法，定名為《四部選粹》，包括文、史、哲的典籍。錢先生又建議設立「江南大學」圖書館，由王庸先生擔任圖書館主任，當時《四部選粹》是錢先生的學生洪廷彥、吳佩蘭、魏宗海、錢樹棠、酈家駒及吳昌漢等多位整理。他及王庸先生作最後的校讎工作。這時期又編著《國史新編》，內容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思想等約二十類，體裁仿鄭樵《通志》。奈何1949年春起時局震盪，上述兩書被迫「劃下休止符」，未能順利付梓。
另一著作是《湖上閑思錄》共收文30篇，是謝幼偉慫恿錢先生在傍晚暑氣漸消、清風徐來，往湖邊漫步，閑思遐想寫成的文章，發表於《申報》副刊《學津》上；是錢先生表述哲學思想的散文小品集。[3] 這書立意新穎，看似「閑散」而神不散，卻可從而反覆思考中華文化和人類的問題。
(二) 孤注一擲，決心「南下」香江辦學
1949年，大時代的變亂迫在眉睫，何去何從只好孤注一擲。「北上」或「南下」，沒有政黨背景的錢先生最後決心「南下」，剛巧廣州「華僑大學」來邀請講學，為期三個月。當時剛完成《莊子纂箋》與《湖上閑思錄》，沒有隨身攜行，而隻身與江大同事唐君毅，匆忙由上海飛往廣州。某日偶遇張其昀，謝幼偉，崔書琴等去香港辦學，後來張其昀接到蔣介石電報到了臺灣。錢先生則拜訪過陳寅恪、熊十力、梁漱溟、羅倬漢、楊樹達等人，最後牟宗三隨行南下香港。
當時毛澤東在新華社撰社論，題目為〈丟掉幻想 準備批鬥〉，錢先生榜上有名，與胡適及傅斯年並排；令錢先生費解，一介書生，單槍匹馬走在私校講學，亦受其災! 因而迫使錢先生與妻女別離，決心一人「南下」。語云 :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更促使錢先生決定永不放棄傳播中國文化的理想和信念，抉擇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時世，計劃創辦「亞洲文商學院夜校」；此乃一間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溝通東西文化思想為使命的學校，實踐儒學精神，構建起理想及辦學理念的模式、淵源、制度及為師之道。他目之所及的教育、繁榮背後又潛藏着危機。教育即使能夠培養出具有實際才能的學子，但不具有「真切愛護國家民族」的心，則不會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因而竭誠盼望進行補偏救弊，重回合理的教育狀態。乃決心創辦「亞洲文商學院夜校」，並於1949年10月10日正式開課；當時沒有固定校址，在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租用三間課室上課，下課就是他們朝桁晚拆的床鋪了，又為學生租用炮台街作學生宿舍。
1950年3月「文商學院夜校」得到王岳峰先生提供資金，而順利開辦第二期；秋分時在桂林街貧民區覓得天台屋為新校舍，亦是王岳峰先生的協助，由夜校改成日校，并改名為「新亞書院」，意為「重新賦與亞洲以新生命」之意；宗旨是「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并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其時名師眾多，有吳俊升、任泰、張維翰、劉百閔、羅香林、梁寒操、楊汝梅等人。蜂擁而來上課的青年已堆滿學校陽台、走廊及梯間；踏入寒冬之際，王岳峰生意失敗，令新亞走到山窮水盡，三位創辦人只好為報紙雜誌撰稿，以換取經費，而張丕介夫人亦典當首飾，以作支持；最後錢先生到臺灣尋求「粮草救兵」，延續新亞的發展，其間得知臺北「中央研究院」有《莊子》全藏品，乃商借出閱讀，以作補充資料，得以完稿而出版《莊子纂箋》。其時受邀到處講學。有次與桂永清遊湖，被挽留在臺發展，但錢先生回答 : 「新亞師生都在惶慄不安中，我不能不回去共患難。此湖此山如在仙境，但只能留在我的夢裡了。」這反映出錢先生心繫香港的「新亞」。其後獲得蔣介石支持，每月支付三千元解決「新亞書院」財政危機。
(三)「新亞書院」的銳變
1952年應「臺灣臺北省立師範學院」劉真院長邀請，錢先生連續演講四次，由師院學生筆錄(如楊壽彭、張恭萬、張永君等人)，再經錢先生潤色而成《文化學大義》一書，是乃錢先生多年對文化問題的探討；另一弟子楊愷齡整理「臺灣國防部」的七次演講，亦經錢先生略事修潤，而成《中國歷史精神》一書，在多次演講中，反映他作為歷史學家對國家民族前途信任的堅定及畢生服膺；當時香港唯一的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英國浸禮會傳教士1892～1974)用高薪厚職，請錢先生到港大任教或兼課，都被婉拒；只應允在須要時參與港大中文系集會，但約定「不任職、不授課、不受薪」為原則。其後錢先生的講稿編纂成《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及《中國歷史精神》，是政治文化體系的網綱裘領，成為投考香港大學中文系的秘笈。
約從1953年起，「新亞」受到許多資助，新增藝術系、數學系、生物系、物理系、化學系及理學院等；在發展上如日中天之際，卻被港英政府編組成香港中文大學一部份。錢先生深謀遠慮到自己的體能，可否承擔下去? 服膺而遵守〈《論語》為政篇第二・條四〉記載，夫子說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當時錢先生約六十歲，已知天命和耳順及「為師之道」，秉持及維護中國傳統教育精神，在沒有政府的認可，學生的出路、前景將受困擾。故此，錢先生為了能培養英才，而忍痛放棄「新亞書院」的主權。由港英政府聘請富爾敦磋商協調新亞、崇基及聯合書院組成中文大學；而「新亞研究所」則單獨主辦。
(四) 錢先生的卓識
1957年2月唐君毅(第二代新儒家)赴美國訪問及講學時，與張君勱(第一代新儒家)，他們都深感西方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方式及觀點有所誤解，希望透過〈宣言〉以糾正西方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偏見。過程中盼望錢先生加入簽署〈宣言〉卻被所拒。錢先生認為「學術研究，貴在沉潛縝密，又貴相互間各有專精，而引起學術壁壘。」1958年元旦時，由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及唐君毅等人署名於《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簡稱《宣言》)，刊登於香港的《民主評論》和臺灣的《再生》雜誌上。其後錢先生在《再生》雜誌上重申表明拒簽的態度。錢先生說 :「自念吾儕各有著作言論，流布人間。臭味相投，識者豈所不知？而爭風氣持門戶者，正將因此張其旗鼓，修其壁壘。夜行疑鬼，則互相呼嘯以自壯，方欲拯之，轉以溺之，於彼於此，兩無補益。故不欲多此一追隨耳。」此一表態，再次展現錢先生的開誠布公，人存政舉、學術無疆界，各自獨樹一幟等卓見。
時局與人事已江河日下，於1964年7月獲新亞董事會同意辭去院長一職，結束16年的講學生涯。開始周遊列國講學，如1965年7月到馬來亞大學講「中國思想史」，由於天氣濕熱引發胃病，於1966年2月提前返港。
(五) 憂懼惶恐中的抉擇
「文革」之風紛至沓來，使錢先生決定到臺灣安享晚年。夫妻倆在外雙溪築愛巢定居，名叫「素書樓」，近「故宮博物院」，方便從事著述，於1968年7月遷入到1986年為止。這段期間首次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弟子嚴耕望說意義重大「象徵中國學術界之團結，也一洗『中央研究院』排斥異己之形象 ﹗」此後在素書樓開始講學，及撰編文集多不勝數，如經、史、文學三足鼎立，貫通淵源、要義及演進，後匯集成《朱子新學案》及《朱子學提綱》。把朱熹提升到一個新高度，1971年9月由臺北三民書局正式出版。當時亦為中國文化學院博士班講課，從《尚書》到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講義，整合成《中國史學名著》，於1973年2月由臺北三民書局出版。往後以著書立說多達二十冊，總類以經、史、文學為主，其中以儒學論述較多，如《孔子傳》、《孔子與論語》、《孔子略傳》、《論語新編》、《雙溪獨語》等等。
歲月流金，日月如梭，錢先生九十大壽之日與牟宗三共榮獲「中華民國行政院」第三屆「七十二年行政院文化獎」；後來又與內地子女在香港歡度生辰，共聚天倫。無奈「素書樓風波」，讓風燭殘年的國學大師心碎；故盼望能早日魂歸故里。一代學人終於1990年8月30日，在風吹雨打的清晨病逝於臺灣新居。「一代儒宗八方共仰，兩岸學子四海同悲。」同年11月27日選定安葬故鄉西山後俞家渡的石坡地，其處景色映入眼簾，語云 :「太湖三萬六千頃，一日相思十二時。」讓夫人想起沙田和風台時的良辰美景。到1992年1月9日，中國最後一代國學大師，離鄉半世紀，終而如願魂歸故里，達成大師晚年的最大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