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需由情出、由對世界的不忍出，然後歸之對應這個具體的世界。這是我們中國讀書人一貫的態度，所以經世致用，意即在此。
我們當代共同面對的文化問題是什麼？這種文化問題，當要說出所以然來，可能會比較難。但若從個人自己當下的生活感受切入，就很容易產生共鳴。由每個人共同感受到的生活的艱難，人生的艱難、存在的痛苦之中，我們或可以窺見當代文化的病痛所在。這種探尋的方法，由於立足於人們共同的存在實感，所以可以說也是一種「實證」的方法。只是其真實性，在於人對生命存在的真實感受；而其證成，則是由學問之發現，與這種存在實感的契合而證成。
過去霍韜晦先生(後稱老師)，已一早指出，現代文化的問題是「平面化」、「價值虛無」及致對人這個存在自身的理解與對待，出現了一種「價值的顛倒」。故老師曾為一文，名曰：<將顛倒了的價值顛倒過來>。 這亦是老師四十年來在法住事業之中奮鬥的目標。
最近讀弗洛姆的《愛的藝術》一書，其中除了探討人與人之間的愛的本相、以及愛如何能完成人自身的存在目標等課題外，弗洛姆亦深刻地剖析了現代文化對人性的扭曲，及其導至的價值顛倒。
弗洛姆提出的第一點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使得經濟活動成為人類人生的最核心構成部分，這就驅逐了原本應當處於生命核心的人文價值。而且，如果我們沿此深入，對處於這種生活形態下的自己作一些底層思維的反思，我們會發現，這種思維的形態與潛藏的價值觀，是如何的在不知不覺中，扭曲著我們的人生，使得生活最終反過來折磨著我們自身。
書中說：
「我們的整個文化是以購買慾為基礎的，是以一種互利交換的觀念為基礎的。……在一種買賣成風的文化中，在一種物質利益的成功具有突出價值的文化中，人類的愛情關係也遵循著那種統治著商品和勞動力市場的同樣的交換模式，這自然是絲毫不必驚訝的。」
「儘管對於愛的渴望根深蒂固，但幾乎其它的一切東西──成功、威望、金錢、權利──總是被看得比愛更為重要」
因為習慣了這種「互利交換」的「利益思維」，我們在決定我的行為之時，所考慮的先是對自身的利益。香港人所謂「諗過度(音：棹)過」。度，就是計較，精打細算，錙銖必較。但問題是，當我們的心靈遇事先出的是理性的「算」，我們那種希望與人相通、相融，希望別人好的自然的性情，就會隱沒。上一輩的人，總是感嘆過去的香港，人情味重，現在的香港，人心阻且隔。其源因就在此。
既然消費活動(或經濟活動)，及其背後即「互利交易」的概念與價值觀佔據了我們當下社會的主導位置，而交易最需要的基礎又是「平等」，所以經濟上的、作為經濟個體、生產個體(而不是生命主體)的「平等」概念亦同時被高舉，亦漸漸成為我們的底層價值。
「平等」觀念自身，除了計算，本沒有太多負面的問題。但當「平等」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平齊」，就成了我們現代人其中一個主要的痛苦來源。因為在追求平等的過程之中，我們最容易採取的方法是「消滅區別」。我們無法分清「平等」和「無區別」之間的不同。這也是霍老師經常講的「平面化」，又謂現代人成了「半邊人」的原因。弗洛姆書中指出：「因為這個社會需要個個都一樣的原子人，使他們平滑而又毫無 摩擦地聚成一團；所有的人都遵從著一樣的命令，然而每個人都確信他在順從著自己的願望。正像現代化的大批量生產要求商品的標準化那樣，社會進程也要求人的標準化，而這種標準化則被稱為「平等」。」在這樣的社會之中，人被「標準化」、「原子化」，最終結果就是人被「物化」了。人而非人，活著如何不痛苦？
現代人的生活不單成長、教育、個性、角色被「標準化」，連娛樂、才能、情感、素質也被標準化。書中謂：
「當代生活的另一個因素也必須引起重視：工作常規和娛樂常規所起的作用。人成為一個「九點至五點」，他是勞動力的一部分，或是職員和管理官僚勢力的一部分。他很少有積極性，他的任務由工作組織所指派；甚至在高低不等的階層之前也很少有區別。他們全都按照指派的方法，用指派的速度，執行著由整個組織機構指派的任務。甚至情感也是被指派的：快樂、容忍、可靠、雄心以及與人人和諧相處的能力。雖然沒有用很激烈的手段，但娛樂終究也是用相同的方法加以常規化了。圖書是由讀書俱樂部選擇的；電影是由片主和影院主人選擇的，而且廣告宣傳也是由他們出錢支付的；其餘的活動也一樣：星期天開車出遊、看電視、打撲克、社交聚會。從生到死、從早到晚、從週一到週一──所有的活動都常規化了，都預製好了。身陷常規之網的個人怎麼可能不忘他還是一個人，一個獨特的個體，一個有希望、有失望、有悲哀、有畏懼、渴望愛而害怕空虛和分離的人，一個僅有一次生命機會的人呢？」
「但作為對這類紀律的反動，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懷疑任何紀律，這種趨勢使人在業餘生活中無紀律、懶散、放縱成為對八小時工作時間內強加於我們的常軌化生活方式的補充和平衡。」
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之中，人與人越發「齊一」，卻也越發疏離。與他人隔離的焦慮感無法化解，無法排遣。另一方面，人作為人的唯一性、特殊性、真實性、珍貴性、尊嚴性，一概被抹殺。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存在意義？如何覓得生命的快槳與幸福？所以霍老師說，現代人是「上下不通，內外隔絶」的現代人。人唯一的反抗，只能是自我的放縱與頽惰。
筆者生於農村、長於香港，對此深有體會。在農村，鄉民們很緊張彼此的狀況。他們隨時準備幫你。而且這種幫，不止是當你比他差時，他要幫你；即便是你的經濟、生活都他好，那怕他一窮二白，但只要他能給你幫上一把手，讓你更好，他們都很願意、很樂意、很主動，毫不計較。 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總結西方文化是「群己之界清」，而中國文化是「相與之情重」。界，就是分，是權利的計量。相與，是我願你能更好的一分無私之情，是一種出自人之善性之根本之情。我想，每一個人，心底渴望的，都是這種有情的人間。這才是更適合人存在的世間。在這種人情的世間中，人才能獲得存在的幸福感。以弗洛姆的「愛的理論」來看，就是在這種「相與之情」之中，打破了分離狀態所產生的焦慮。
弗洛姆在書中最後的部分說：
「對於一個以產量為中心、貪慾商品的社會精神來說，只有不順從這種精神的人才能潔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因而，那些真正認為愛是對人類存在問題的唯一合理答案的人必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愛要成為一種社會的、而非高度個人化的、湊湊合合可有可無的現象，那麼，就必須對我們的社會結構作一番重要的劇烈的變革。……如果要人能夠去愛，那麼，他就必須被擺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經濟機器必須服務於他，而不是他服務於機器。他必須能夠分享經驗、分享工作，而不是充其量只分享盈利。社會必須以這樣的方式加以組織：在這樣的社會裏，人的社會的愛之本性不是與他的社會存在相分離，而是與其社會存在結合成一體。如果，像我已經力圖說明的那樣，愛，真的是對人類存在問題的唯一合理、唯一令人滿意的回答，那麼，任何相對的排斥愛之發展的社會，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都必將腐爛、枯萎、最後毀滅於對人類本性的基本要求的否定。」
當我們對現在主導世界的西方文化、價值系統有了深入的理解後，我們才能更清晰的回答：為什麼大家都活得那麼累？
原來我們經營出了一種「背反人性的社會形態與價值觀」。
立足於對這問題的把握，我們才能在古今中西的不同文化之中，去尋找一條更適合人類生活的「合理的人生路」。而我們深信，中國文化對人性、人心、人情的準確把握，以及其開出的人生觀、價值觀，正正是對應當代社會文化之病的出路之一。
這是霍老師為何以四十年之功，要「讓中國文化活過來」而奮鬥的原因。亦是今天，吾輩中國人應當繼續守護、宏揚與開新中國文化的原因。
雖千萬人，吾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