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是一個情感乾枯的時代。
這其中，除了社會結構的急劇轉變之外，與人們對理性與思辨的「不理性的推崇」，有著莫大的關係。
年輕時，筆者有過這樣的經歷：在人生經歷一次大跌蕩時，本來很悲痛地在哭，忽然覺察到自己在悲傷，然後認為自己在此當下能表現悲傷，是一個「恰當的」、「道德的」表現。這思維一起，情感即時消散。當時也很痛恨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假人。
然而，我當時的老師跟我說：你能對此事有此懺悔，已經足夠了。
若要再去分析，自己在那個當下的心靈、思維的「前設」是什麼，還可以再挖出一些東西。但那對於當下的自己，是沒有意義的。
大家都知道莊子與惠施就「子非魚」的辯論：前面一段，莊子以惠施的思辨方法破其思辨，惠施亦只能重用莊子那種思維後設去辯駁；結果兩人不斷「子非魚、子非我」的後退，然後惠施亦發現了自己這種思維的荒謬性。就在這種狀況下，莊子提出他那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請循其本……我知之濠上。」[1]這是一種直下的感受，感通。沒有主、沒有客；沒有對象是否真實，主體是否存在等概念性的虛假問題。這與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狀態一樣，沒有主客之異，只有當下。借用王國維的評語，這就是「無我之境」。所以，在哲學那種不斷後退去作概念性反思的思維模式以外，其實我們的心靈，還有其他的能力，其他的思維方式，可待我們去開發。體會、感通，是其中之一。
古人有更大智慧，能突破這種思辨的荒謬性。但現代人卻因為只迷信理性思辨，故只能困在這種思辨而沒有出路。這亦是為何現代讀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會讓人越讀越無力，越讀越蒼白的原因。
佛陀說法，有著名的《箭喻經》。別人以很多概念性的思想去詰問佛陀：存有論、宇宙論、形而上學等等，佛陀一概不答。然後指出，問這些問題，就好比人中了毒箭，不去治毒，反而在問這箭從哪裡來，什麼材質、什麼羽毛……。最終答案未找到，人已經毒發身亡。
現代存在主義說，人是被拋擲來到這個世界，意義要自己去尋覓。莊子說人一出生，就有「天刑」之鎖，縛其一生，無所逃於天地間。人生的問題，總是先於概念與思辨的出現的。
其實，當我們學習哲學的思辨，到了一定程度，發現其對真實的生命本身不能發揮作用。這其實是好事，代表你已經在哲學的路上有了一定的積累，而且你到了要突破、攀上另一層次的時候。很多哲人都是這樣走來的。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即是如此。他年青時，常與父親就思想概念爭辯，往往爭到最後， 父親就告訴唐先生：「汝今不契吾言，自吾歿後，汝當知之爾。」[2]。 當時唐先生年少不解，但後來他父親殁去，他才明白，他先前所學一切自以為能夠解釋宇宙萬物的西方理論、思想，全對人的生命、心靈毫無用處，並真切的體認到，中國文化精神的真價值所在。自此，唐先生才對中國文化精神生起堅實的信念。而其往後的人生，即傾其全力以傳承、發揚和創新中國文化為宗旨。
其實，「情」雖是本具於我們的生命，但它的流露與生發，並不一定是「自然而然」的。情的流露與生發，也是需要我們在日常之中去培養自己的心靈，去開發自己的性情。近代的城市生活中，我們平日很少會感受到別人的情，因此，我們的心也會自然比較封閉。如是日久，遇到情深處，我們的情也難自然流動。這是我們時代人身上的悲哀，也是時代文化的大悲哀。 於此悲哀中，我們當發現自己的奮鬥方向。
原文發表於“陸國權中華文化傳承研究基金 官方網站”
[1] 原文出自《莊子·秋水》：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2] 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傳略》，《晉陽學刊》，1988 年 8 月。收於霍韜晦主編：《唐君毅全集卷二十九》, 《年譜、著述年表、先人著述》，第 2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