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以儒學為核心。走進廿一世紀，四大古文明，唯有我們中國仍然存在，中國文化從未斷絕。
但說未曾斷，也並不全然恰當。在過去這一百多年間，中國文化差點就斷絕了。清末，西方文明夾在槍炮之下，撞開了我們的國門。自此，中國開始了其屈辱與苦難的百年歷史，戰亂不斷，自我批判不斷。顧炎武謂之「亡天下」，李鴻章謂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此慌亂中，更一度以打倒自身文化之一切，為中華民族能走向新生的大前提——由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至文化大革命為極至。在這段苦難與自我否定的過程之中，中國文化一度走向了滅絕的邊沿。
猶幸中國文化的內涵，亦在此時發揮其巨大的力量。正如文天祥所說：「時窮節乃現」。在中國文化中陶養出來的讀書人，總會在這種危急存亡之時，挺身而出。他們就是自清末民初以來，拚盡一生，在學術上、學問上、學養上、行事上，去守護中國文化的先輩們，如：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馬一浮先生。續他們而起的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錢穆、徐復觀先生（這幾位後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及後拼入香港中文大學）。他們日日夜夜皆為中國文化的存亡憂心。例如近代中國哲學的第一人：熊十力先生，在他晚年時，總會一個人在街上踽踽獨行，走了一整天，累得走不動，也要在地上爬，口裡一直喃喃道：「中國文化要亡了﹐中國文化要亡了！」直到他的力氣花光，跟在身後的家人，才能把他扶回家。其憂患意識竟至如此！
對文化懷著同樣的感情的，還有熊先生的學生之一：唐君毅先生。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香港中文大學前系主任，唐端正教授，當年在桂林街新亞書院上完課後，偶爾會夜宿書院，就睡在唐君毅先生的下格床。他曾不止一次，聽見唐君毅先生在夢中大呼：「天呀！天呀！」唐端正先生知道，老師呼天，為的就是中國文化。
同為唐君毅先生的弟子之一的霍韜晦先生，亦曾於2009年的百年儒學會議之中，被問到其創作的歌曲〈等待〉﹐是在等誰？霍先生說：「是在等待文化的回歸。」話語一停，哽咽道：「再不去守護，中國文化就要亡了﹗」
三代師徒，同一分悲情，同一個承担，同一個奮鬥：讓中國文化重光。
經過熊先生與唐先生兩代人的努力，消化並對揚了西方文化，在學術上守住了中國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那邊廂，這些先生們，在做學問的同時，皆致力於辦學，以傳於後代。當中「手空空、無一物」[1]的艱苦與其展現的精神，實不足為外人道。
到了霍韜晦先生這一代，他決心將文化帶出書本，回歸生命。於是在盛年離開大學，在民間辦起了法住文化書院，面對社會，提倡「生命儒學」、辦生命課程、後大學進修課、企業領袖培訓、青少年培訓、兒童生命教育。又在中國大陸辦起了學校，並設計出「性情教育」、「新六藝」系統以為辦學根基。在學問上開出「性情學」以講《論語》、「行動學」以講孟子、「天地學」以講老子、「逍遙學」以講莊子，「領袖學」以講《易經》。力要將中國文化的內涵，帶到現代社會之中，在現代人的生命之中發揮作用。故而，霍先生在其師牟宗三先生的總結之上，進而指出，中國的學問，不單是「生命的學問」，更是「生命成長的學問」。生命必然要成長，要過關。我們的文化，就是可以助我們成長的巨大資源。
如今，中國走進廿一世紀，經過了存亡的守護；對西方文化的消化；對中國思想的挖深與開新，在學述上建立其理論之架構與高度。所幸，與此同時，中國的綜合國力，在幾代人的艱苦奮鬥中，近年來，得到了騰飛的躍進。中國人的民族自信漸漸增加，尤其是新一代的年青人，頗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因此，在這個時刻，我輩讀書人的責任，更是要助這一個時代的中國人，進一步確立、宏揚其文化的自信。中國文化必須要重新「活」起來，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因此，今天，我們要宏揚中國文化，應當走出一條「實踐之路」。用更具體的話說，就是要「讓文化回歸生活、讓文化回歸生命。」
讓文化回歸生活，即由器物日用層面，去找回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元素，敢於活出我們中國人的人生方式。要有自己的衣服、器物、飲食、審美、企業文化、管理制度。有我們自己的禮、樂、節日、風雅、品味。把文化滲透到我們具體的衣、食、住、行，平常日用之中，融入到我們的生活節奏，人生格調之中。最近中國掀起了「國潮」，正是文化在回歸生活的展現。這方面，仍有很長的路，很廣闊的空間，有待我們去推進。
讓文化回歸生命，則是要在人生的態度、價值觀上，以自己的文化，來挺立自己的生命，成為俯仰無悔，不亢不卑，自信豁達，知其所守、知其所止、知其所安的一個生命。要達到這目的，須要先從教育著手；而做教育的第一問題，就是我們要知道生而為人，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現在的教育，是教學生要「成功」，內容不外是「名」、「利」二字。但中國文化，一直以來，都是要人以「成人」為人生目標。成人，即成君子：成為一個有德於身，有功於世，有教於民的君子。這是根本宗旨上的不同。我們的教育，只有在這根本宗旨上，回歸我們的本有文化，我們才能培育出，具有文化主體性的下一代。這樣他們的生命就能挺立，心無卑屈，其自信與創造力，就自然能夠迸發。
文化要回歸生命，第一步是教育。除了學生的教育外，家庭的教育，領袖的教育，都是極重要又極待深耕的領域。這不單要靠一個個教育機構的建立、師資的培養，更需要社會整體風氣所推崇的價值觀配合。當社會崇拜成功者，人心就往成功處著力；當社會之風氣尚德，人心就往成德成人處用力。要形成一個好的社會風氣，就得在生活的無數細節之中，落實這種尚德的價值觀，哪怕是一個貨品的包裝，一個廣告，一套卡通，一套課本，一些插畫，一些歌曲，集合到一起，都是在陶養著社會的風氣。
在「生活」與「生命」兩個面向之中，要使中國文化再新，有很多具體的工作有待去做；而這些工作，都是實踐的，而不是空談或理論的。這一點，其實也是回歸到我們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學的第一義：「學」。 論語第一句，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習」解練習，是不斷反覆的鍛鍊，即重在實踐。自孔子始，中國的「學」，就是指實踐之學：「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君子固窮」，在論語之中，處處的學問，皆是對我們行事為人的指引。而這些素質，無法透過知識的累積、概念的論辯來獲得，一切都只能通過日常的修養、鍛鍊才能成就。
所以，將中國的學問重新回歸到實踐之學上，是中國文化的返本，亦是中國文化的開新之路。
原文發表於“陸國權中華文化傳承研究基金 官方網站”
[1] 新亞書院校歌
